自 1990 年代陷入通缩之后，日本的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到了 2012 年底，“ 安倍经济学 ” 一炮而红，成为日本解决通缩问题、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然而，近期一组数据却再次让日本人感到失望。
8 月 17 日，日本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下降了 7.8%，折合年率为下降 27.8%，创下 40 年来最大跌幅，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
放眼全球，二季度 GDP 能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其实也寥寥无几。以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为例，二季度 GDP 就下跌了 32.9%，还创下史上最惨记录。相比之下，日本在这场 “ 比惨大会 ” 中似乎也不算特别惨。
不过，一个残酷的事实依然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数据显示，在疫情的冲击下，日本的实际 GDP（剔除通胀因素后）已经降至 485 万亿日元（约合 4.598 万亿美元），为 2011 年日本遭遇海啸和地震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 “ 安倍经济学 ” 的成就已经被完全抹杀 ……。
“ 安倍经济学 ”：通缩之下日本经济艰难自救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目前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 低欲望 ”。确实，“ 低欲望 ” 已经成为了当下最精准概括日本社会的标签了。日本思想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就曾表示，如今 多数日本年轻人的 DNA 已经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消退。……"
“ 低欲望 ” 虽然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 热词 ”，但是这种社会状态在日本却已经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 “ 低欲望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 “ 年轻人不婚不育不置业 ”，而其本质就是人们失去了对消费的冲动。
这和日本过去 30 年的通缩有着重要的关系。
所谓的通缩，就是指物价全面持续下降的情况。在 1989 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就开始走向通缩。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1 年日本通胀率为 3.25%，此后一路下滑，到 1995 年已经降至 -0.13%，在 2012 年 “ 安倍经济学 ” 出现之前，日本大部分年份的通胀率都维持在 0 附近。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通胀的预期可以刺激人们进行消费。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一件价值 10 元的商品今天不买，那么下个月可能会涨到 12 元，因此会选择在涨价之前买下这件商品。在通缩中却恰恰相反，人们预期今天价值 10 元的商品，下个月会降至 8 元，明年可能会降至 5 元，那么在不那么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自然会等到下个月甚至明年再购买。
如果人们普遍不消费，那么需求将下降，社会供给将过剩，此时工厂就需要降低产量，此时可能会出现裁员，导致人们收入下降，届时消费将会进一步下降，从而令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日本经济来说，最迫切的需求可能就是根除通缩这个顽疾了。而 “ 安倍经济学 ” 的本质目的也是要将通缩从日本社会根除。
人们把 “ 安倍经济学 ” 形象地概括成 “ 三支箭 ”，分别是 “ 宽松的货币政策 ”、“ 灵活的财政政策 ” 和 “ 刺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前两支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全球提高通胀率的标准操作。
关键还得看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然而，跟历史上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一推进立刻就会遇到阻碍。以消费税改革为例，2013 年 10 月日本就宣布，于 2014 年 4 月起将消费税从 5% 提高到 8%，并计划于 2015 年 10 月提高到 10%。
提高消费税之后，物价预期出现上涨，因此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同时还能增加税收。看起来简直是一举两得。然而，现实却给日本政府浇了一盆冷水。数据显示，在 2014 年提高消费税之后，日本的个人消费出现了连续 13 个月下滑。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在提高消费税前几个月，人们可能会囤积一些生活必需品，因此在正式提高税收之后，人们的消费反而会相应下降；另一方面，在人们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高消费税只会增加人们的消费负担，因此会出现人们更加不愿意消费的情况。
在民众的 “ 无声抗议 ” 下，2014 年底，日本就宣布，将原定于 2015 年 10 月上调消费税至 10% 的落地时间推迟到 2017 年 4 月，2016 年该国再次将时间推迟至 2019 年 10 月。去年 10 月份该政策落地之后，日本四季度内需下降 2.1%，国民消费时隔 5 个季度再现萎缩，跌幅达到 3.7%。受此影响，日本第四季度 GDP 也萎缩了 6.3%……。
由于改革的阻力过大，第三支箭目前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那么前 2 支箭呢？从效果来看，前 2 支箭的表现明显要好得多。其中，第一支箭射中了日本多年来的 “ 顽疾 ” ——日本汇率。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三轮 QE（量化宽松），这给日本提供了机会。
2013 年 1 月起，日本开出比美国采取了更猛的 “ 药方 ” ——宣布采取 QQE（量化和质化宽松），简单来说就是放更多的水。这令日元摆脱对美元过度升值的困境，进入贬值通道，从 1 美元兑 75 日元贬至 110 日元左右。
日元贬值提振了该国出口，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这对刺激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2015 年 1 月，得益于对美汽车出口和对亚洲电子零部件出口增加，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 17%，实现连续 5 个月增长。分析认为，这将有助于日本经济摆脱衰退的困境。
另外，出口增长也将促进该国的就业，在实施这一措施后，日本的失业率降至 2.8% 这一历史低点。由此可见，相比于结构性改革，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似乎更有效。可惜的是，QQE 只能解决 “ 外需 ”，内需依然无法得到解决。
上文已经提到，“ 安倍经济学 ” 的本质目的是解决通缩问题，其中的 QQE 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 主力 ”。尴尬的是，在日本央行大放水之下，该国的通胀率并没有多大动静。2014 年扣除消费税税率提高和日元贬值等因素之后，其通胀率离 2% 的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2015 年，内需仍是拖累该国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通缩问题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日本经济之中，别说连根拔起，可能连缓解这个问题，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经济增速缓慢，哪些因素拖了日本经济的后腿？
由于 “ 安倍经济学 ” 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痼疾，过去 8 年日本经济的表现一直都不温不火。数据显示，该国以日元计价的 GDP 一直缓慢增长。2011 年为 499.78 万亿日元，而到 2017 年为 551.7 万亿日元，累计增长了 10.39%。而在 QQE 的政策下，日元大幅贬值，因此以美元计价的 GDP 则从 2012 年的 6.2 万亿美元降至 4.87 万亿美元，累计下跌了 21.45%。
因此，以日元计价的 GDP 可能更能放映日本经济增长的状况。那么，10.39% 的增长率是快还是慢呢？以美国为参考，2011 年美国 GDP 为 15.54 万亿美元，2017 则为 19.49 万亿美元，累计增长了 25.42%，可见 10.39% 的增速并不算多。
那么，除了通缩问题未能解决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拖日本经济的后腿呢？
其一，“ 僵尸企业 ” 大量增加。
2019 年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 14 个发达国家中，僵尸企业的占比已经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 2% 上涨至 12% 左右。而在长期宽松的环境下，僵尸企业的数量势必有增无减。
作为宽松政策的鼻祖，日本对于僵尸企业一词并不陌生，这种公司也被称为 “ 活死人（Living dead）” 公司，指的是那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利润都无法偿付债务，但是在债权人或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经营的企业。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无利可图、甚至没有生产能力的公司，一直被视为导致日本 “ 失去 20 年 ” 的重要因素之一。
截止 2000 年前后，在日本的上市公司中，大约有 30% 为僵尸企业，涵盖了建筑业、房地产、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多个行业。企业信贷研究公司 Teikoku Databank 此前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6 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连续 7 年下滑，2009 年破产数超过 13000 家，而 2016 年却降至 8164 家。
企业破产数量下降，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在一个经济健康增长的国家，这确实是件好事。然而，对于日本来说，这却意味着有大量本该破产的僵尸企业在日本央行的支持下继续运营，但是因为这些企业是无利可图，因此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此前日本政府自夸破产率下滑是经济上的成功之时，Teikoku Databank 的腾森彻（Toru Fujimori）就曾表示，这将导致 “ 不公平的竞争 ”。因为僵尸企业借债后不仅没有偿还本金，而且连利息都不用还，更不用说纳税了；相比之下，那些更加健康的企业却需要支付本金及利息，而且还需要纳税。
不止腾森彻反对日本的这种做法，长期以来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从而可能将优秀企业挤出市场，出现 “ 逆向淘汰 ”，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因此，腾森彻表示，大量僵尸企业带来的资源错配，是日本价格无法上涨、通缩无法持续的重要原因。
其二，公共债务负担加重。
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虽然不明显，但是后果却十分明显，其中最明显的就债务负担加重。数据显示，随着公共负债不断增加，过去 30 年间日本公共负债占 GDP 的比重从此前的不到 50% 提高到逾 240%，几乎增长了 200%。
而在疫情的冲击下，这个数字依然在增长，根本不太可能降下来。要维持这么高的负债，日本就必须采取极低的利率，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 以债养债 ” 的模式才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也就是说，一旦市场利率上升，那么这个庞大的债务雪球，将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由于通缩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日本目前暂时不需要担忧利率上升的问题。尽管如此，堆积如山的债务仍令债务的本息成为日本政府的第二大预算项目。随着债务规模不断加大，这一负担势必也将越来越重。
这也将挤压到该国投资到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其他领域的预算。要知道，如今科技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这些重要领域的预算被削减，那么日本要想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结构性改革，恐怕难上加难。
其三，人口老龄化问题积重难返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随之而来，日本也不例外；加上该国年轻人陷入不婚不育不置业的状态，日本面临着 “ 老龄化 ” 和 “ 少子化 ” 并存的问题，这将导致该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这种人口结构一方面将导致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令该国经济前景更加黯淡；另一方面，随着老龄人口增加，养老等福利支出也将不断增加，对社会负担不断加剧。
今年 4 月份，日本总务省公布了 2019 年 10 月 1 日人口估算数据。数据显示，包括外国人口在内，日本的总人口约为 1.26 亿人，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27.6 万人，为连续 9 年减少，并且创下了自 1950 年以来最大跌幅。
其中，65 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28.4%，75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4.7%，两项数据均达到历史新高；而 14 岁以下人口占比则为 12.1%，跌至历史新低。从这 3 大数据看来，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跌至历史新低也并不意外。数据显示，该国 15 岁至 64 岁人口占比仅 59.5%，为历史最低水平。在劳动力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生产都难以为继，因此纷纷将生产线迁至海外。
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该国政府在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开支等方面的负担也日益加剧，因此面临的财政压力也不断加大。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在该国财政预算中，社保相关预算正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数据显示，1998 年该国社保相关预算仅为 10.4 万亿日元，而 2018 年却增加至 33 万亿日元，占当年财政预算的比重高达 33.7%。有分析指出，社保开支持续扩大已经成为该国长期出现财政赤字的重要因素。
8 年经济成果化为乌有，未来日本还面临哪些挑战？
由此可见，除了通缩问题难以根除之外，僵尸企业过多、债务负担加剧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也束缚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如今在疫情的打击下，过去 8 年日本举国上下的努力已经化为乌有，而这可能还只是开始，未来日本经济还面临着重重挑战。
其一，日本央行用尽 “ 弹药 ”。
上文提到，日本人现在已经对低利率无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通缩之外，还因为日本央行的政策已经太过宽松了，导致该国对经济刺激出现麻木感，因此央行降息 10 个基点还是 20 个基点，或者购债 10 万亿日元还是 20 万亿日元，对于该国经济来说已经没有差别了。
因此，日本央行对于麻木的经济，基本上是 “ 没辙了 ”。经济学家对此十分担忧，曾担任日本央行官员的大塚耕平就曾表示： 几年前日本央行还能祭出 ' 大杀器 '，现在却只是 ' 放空炮 '。"
其二，经济缺乏中长期增长的动能。
相比于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日本经济中长期最大的负面因素之一，反映了日本悲观的经济前景。随着劳动人口不断减少，该国的制造业很可能会进一步流失，届时要重振经济，难度势必会更大。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该国劳动市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企业也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劳动环境，并提供创新的工作方式等，但是这些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因此这也将为该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学家竹中平藏就曾表示，如果放任不管，那么该国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不幸的是，“ 安倍经济学 ” 并未对这一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其三，海外经济下行风险。
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对于出口的依赖仍超乎想象。2016 年第三季度，由于日本出口大幅增长，其 GDP 也增长了 0.5%，远远高于 0.2% 的预期。不少经济学者都指出，日本经济过于依赖出口。
然而，随着海外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日本的出口已经连续 20 个月同比下降了。8 月 19 日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了 19.2% 至 5.3689 万亿日元。在疫情的影响下，美欧等经济体也都 “ 自身难保 ”，在这一背景下，未来日本的出口要实现复苏，恐怕还有很大的难度。
备注：QQE 是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ase 的缩写，即定性和定量宽松，是日本版 QE，经常被称作双宽松。
